大学期间，因为热爱写诗，在他13岁才出现的父亲，曾经想让他去见郭沫若。既是四川同乡，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父亲的想法当然顺理成章。但他拒绝了：“郭沫若的东西已经不值得我学习了。”据说他的父亲曾因此大为生气。至少从感情上说，这则“任洪渊逸事”肯定是真实的。
他不是目空一切。当他说中国的书他只看古代神话、《庄子》、司马迁的《史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余都“没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更清楚了：他需要的是元素性的东西，是建构人类文明、建构他的汉语文化诗学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除此之外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他说。抛弃无关紧要的琐碎枝节，让他从40岁开始的生命，高度紧张，也高度深入地集中在了少数几种元素性的文化经典之上，避开了无聊的浪费。
上古的神话，尤其是人首蛇身这个他最热爱的原型形象，代表了一度被他以数学序列的方式命名为第一生命和第二生命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之间的永恒争执，以及从这种争执构成的张力中源源不断迸发出来的创造力。从蛇的身躯，从自然的身躯上长出了头颅，开始了理想与自然、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永恒争执。他由此以“任洪渊词典”的方式，把19世纪命名为“头的世纪”，以这种方式分析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发现了阿格尼丝的头颅和劳拉下坠的身体。对被砍掉了头颅，又能够用自己的新器官代替头颅继续战斗的刑天，他激动不已地赞赏说：“你看，那是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他赞赏汉语文化在蛇的身躯上长出了儒的头、道的头，随后又把佛教改写成了禅的头的旺盛创造力，也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把基督的头改写为汉语的什么头而扼腕叹息。他更鄙视那些追逐着、期待着用西方某个人的头来代替自己的头的石化了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