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冯汉骥在汶川清理了一座石棺墓，成为川大学者田野发掘的先声。30多年后，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冯氏发表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1942—1943年，冯汉骥又主持了国内首次大规模的地下墓室——前蜀王建墓的发掘。[74]1944年，他在川大校园内清理一座小型唐墓，从朽镯中取出了成都县“龙池坊”唐代纸本雕版印刷品，乃国内迄今保存最早的印刷品标本。[75]冯汉骥曾教育学生：“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不能只是坐在家中搞沙发考古。”[76]在他的引导下，注重田野调查、发掘成为川大考古学的基本精神。尽管这一时期，由于条件所限制，学生几乎很少有参与发掘的机会，但实地调查已成为考古教学乃至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1940年6月1日，冯汉骥、徐中舒率领考古班学生10余人赴夹江旅行考察。[77]1942年寒假，李季谷率学生组成彭山考古团，赴中研院史语所彭山工作站参观，并搜集了汉砖瓦器等古物。[78]
二十年代初，川大就有人类学课程的设置。但是，真正地把它落实为学术研究，则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8年度，经川大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川大3000元研究费，用于“西南人种学及体质人类学调查”。[79]1938年夏，在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的资助下，冯汉骥只身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历时3月之久。次年，他又出任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80]1939年春，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成都宴请雷波“黑白猓玀”首领21人，校长以下共40余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冯汉骥在讲演中对猓玀的民族源流做了初步梳理，指出：“今后人类学家之任务，即为研究出一种方案”，使猓玀与汉族“可以合作，在文化上可以互相应适，而消灭其以往之互相轻蔑之心”。[81]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是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不免以“开发”为目的，但冯汉骥则提出以“了解”为指向的学术目标，以今日时兴的话来讲，可谓不无“他者”眼光。此外，胡鉴民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进行了羌族、苗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