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乔这事,父亲老了不少。乔没了,家里的开销少多了,可这件事刺伤了他,让他觉得丢脸。从那时起,他的胡子更灰白了,我觉得他的个子似乎也变小了。也许我对他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胡子灰白的小个子,有一张皱纹堆积、满是焦虑的圆脸,戴着一副布满灰尘的眼镜。慢慢地,他越来越担心钱的事,对别的事的兴趣越来越少。他对政治和礼拜天的报纸谈论得少了,对商业上的种种恶事谈得多了。母亲的身体似乎也萎缩了一些。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身体肥大,有着黄色的头发、泛着光的脸和宽阔的胸脯,有点儿像是大战船上的船头雕饰。如今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忧虑也越来越多了,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也越来越老了。她在厨房里的那种高傲劲儿也减弱了,买得越来越多的是羊脖子上的肉,对煤的价格越来越担心,并且开始用人造黄油,这种东西过去她是不让带进家门的。乔走后,父亲只得重新雇用了一个跑腿儿的,不过从那时起,他雇用的只是很小的孩子,拎不动重的东西,人家往往在店里待上一两年就走了。在家的时候,有时我会给他搭把手。我太自私了,不总是帮父亲做事。如今我仍能看到他慢慢穿过院子时的情景,他的腰弯得与地面平行,身体差点被一个巨大的麻袋遮盖住,就像一只背着壳的蜗牛。我觉得那个巨大的麻袋足足有一百五十磅重,都快把他的脖子和肩膀压到了地面上,他那张焦虑、戴着眼镜的眼睛从麻袋底下看着前面的路。1911年,他因血管破裂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几个礼拜,临时雇用了一位经理,这样他的钱又损失了一部分。一位小型零售店的店主走下坡路是件可怕的事,不像工人的命运那么突然,那么明显,失业了能够及时领到政府发放的救济金。生意在慢慢减少,几乎没有什么起落,有时刚挣几先令,又赔了几便士。跟你打了好几年交道的人突然离你而去,成了萨拉金斯的主顾。有的人买了一打母鸡,订购了一个礼拜的谷物。你的生意仍能做下去,你仍是你自己的老板,只不过随着收入的慢慢减少,你有点儿越来越担心,有点儿越来越小气。这种情况能持续几年,要是运气好,持续一辈子也有可能。伊西吉尔大伯是1911年去世的,在身后留下了一百二十英镑。对父亲来说,这笔钱用处实在是太大了。1913年,他不得不把他的保险单抵押了。当时我还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不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觉得父亲的生意不会再变好了,反而会变得越发萧条。我想着等我有了钱,到时候再做点小买卖,当时我想的就这么多。像父亲那样,我也觉得铺子是永久的事业,他没把铺子打理好,为这事我还有点儿生气。我没有能力预见,他或者别人也没有能力预见,他正在被慢慢毁掉,他的生意不会再有好起来的那一天,如果他能活到七十岁,残年就会在救济院中度过。有很多次,我在市场里从萨拉金斯的店门前经过,心里想的只是跟父亲那布满灰尘的老铺子相比,我有多喜欢他们那擦得光洁明亮的玻璃。父亲的铺子名“S.保龄”几乎已经看不出了,是用白色的字镌刻上去的,鸟儿吃的种子用褪色的袋子包着。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萨拉金斯是绦虫,正在把父亲活活吃掉。有时,我会一遍又一遍把我从函授课程的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说给他听,还有推销艺术和现代管理办法,可他总是不注意这些。他做生意用的是上辈人传下来的那一套,他拼命干活儿,公平交易,为顾客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想着事情总会有转机。说真的,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开铺子的人残年会在救济院中度过。不管怎样,死的时候身边还是有几个仍属于自己的英镑的。这是死亡和破产之间的一场比赛,感谢上帝,死亡跑在了父亲前面,也跑在了母亲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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